VOGUE/安潔莉娜裘莉專訪,談小孩與布萊德彼特的婚姻
圖、文/Vogue
10年前的安潔莉娜裘莉Angelina Jolie,性感、瘋癲、轟轟烈烈的愛情故事搶佔全球娛樂頭條;10年後的她,是有六個孩子的新婚媽媽,不擺架子的巨星,見證了眾多人為恐怖事件,卻持續讚揚人類精神。她做為聯合國難民署親善大使,替難民發聲,並透過親自執導的二戰求生鉅作《永不屈服Unbroken》,傳達平凡人只要堅持信念照樣能成就偉大的正面能量。
2013年12月,澳洲,雪梨
初夏在Cockatoo島,拍片現場塵土飛揚,身材纖細、頭戴遮陽帽的Angelina Jolie,一手遮著光,雙眼緊盯著天空,等著雲過去。 Jolie正在澳洲執導《永不屈服》一片,改編自Laura Hillenbrand撰寫的Louise Zamperini暢銷傳記,記錄這位好鬥的義大利裔美國孩子,先是成為奧運田徑選手,之後當上二戰飛行員,最後成為英雄。由英國演員Jack O’Connell飾演的Zamperini,1943年在太平洋墜機,在救生艇上漂流47天,美軍以為他死了,但最後被日本人救起來。
接下來的兩年裡,他撐過凡人所無法忍受的虐待,最後終於在戰爭末期被釋放。拍攝《永不屈服》時,Jolie與Zamperini(今年7月他以97歲高齡辭世)成為很親密的朋友。「有點像是父親的角色。」現年39歲的Jolie說:「我最愛Louis的地方是,他就是很普通的人。不是最高、最帥或最有自信。他小時候是個混小子。」她頓了一下,「但電影的主要訊息是,你可以選擇要怎麼過你的人生,每個人都可以是偉大的。」
Jolie現在要拍的場景,正是那段殘暴的歲月。電影探討的事實很黑暗,因此片場氣氛也非常低調,甚至有點陰鬱。在個人的休息拖車裡,幾位主角也都入戲很深。Louise Zamperini在現實生活裡的敵人,是邪惡的士官渡邊睦弘。Jolie找了日本流行歌手Miyavi飾演(本名:石原貴雅)。
現年33歲的Miyavi說,Jolie鼓勵他要深入角色的心態,以致於在拍完某個特別激烈的場景後(他要毆打Zamperini),他一下戲就吐了出來。回想在東京和Jolie見面時,Miyavi還不相信自己能勝任這個角色。「這個故事對我的國家來說還是很痛苦。但是Jolie告訴我,她想要為所有曾經爆發衝突的國家搭起橋樑。她很有說服力。」即便如此,Miyavi坦承,在拍完某些比較暴力的刑求戲之後,「我無法停止哭泣。」
要挑戰像《永不屈服》這樣兼具複雜歷史和微妙政治的故事,對Jolie來說其實不難。身為聯合國難民署(UNHCR)特別大使,她很清楚戰爭帶來的衝突、搏鬥與災難,也跋涉過援救人員、醫生與外國記者走過的泥濘險路。在這些地方,沒有紅地毯、沒有華麗禮服。她的工作,是要宣揚聯合國難民署的倡議,並在複雜的緊急情況裡居中調停。在外交界裡,這是很重的擔子。
從擔任聯合國難民署的親善大使開始,過去14年裡,她經歷超過50個這樣的任務,已經佔了生活裡的一大部分。在難民營的硬地裡,她手拿著筆記本,一坐就是好幾個小時。研究地圖與文件,她能夠精確點出敘利亞的難民到哪裡避難。她可以從伊拉克的ISIS,談到南蘇丹的飢荒,再談到西非的伊波拉傳染病。這麼多年來,這些地區已經成為她的領域。
稍後在片場中央的導演帳棚裡,Jolie盯著螢幕說:「你我都知道戰爭的恐怖,我想要年輕的孩子來看這部片,我想要給我的孩子一些東西,人生的訊息。」 她的其中一個兒子、13歲的Maddox在片場閒逛,觀察活動,和演員聊天,在她的下一部戲《By the Sea》,他將擔任製片助理一職,而新婚老公Brad Pitt也將由她執導。不過現在,她的五個比較年幼的孩子,剛滿11歲的Pax、9歲的Zahara、8歲的Shiloh和6歲的雙胞胎Vivienne與Knox,都在雪梨一棟租來的寬敞房舍裡,開一小段車就到,多數時候她都回去和家人共進晚餐。
Jolie不是愛抱怨的人。我和她一起拜訪過幾個衝突區(有時我是以聯合國高級難民署顧問的身份同行),我注意到她一點明星架子都沒有。她通常都提早到會議現場,靜靜拿著一本書或筆記本等著。沒有隨扈。她的行李很簡單,通常只帶一件,這個寶貴經驗來自於替人道組織工作,經常得在偏遠地區跳上跳下直昇機。
她忠誠有禮,不願抱怨有多累或不舒服。 她的優先順序一直都很清楚。她仰賴就一位個人助理(是她的閨密之一)、老師,還有一群她信任的團隊,全都幫忙照看小孩的教育。孩子都在家自學,而且會互相照顧。但多數時候都只有她,或是她和Pitt,還有家人,住在旅館套房或別墅,一起吃晚餐和看電影。這是真實生活的一面。
他們都是非常親力親為的父母,舉例來說,某天放假,Jolie帶著孩子到雪梨的Taronga動物園,參加動物園的公開過夜日。 今年8月在南法家裡舉行的驚喜婚禮,每個人都投注了兩個禮拜來促成這件美事。她說:「我們都要辦一場婚禮,沒有蛋糕,所以Pax做了個蛋糕。孩子做了放戒指的小枕頭,Knox練習當持戒者,但是橡樹子一直滑下枕頭。
Brad的媽媽也來了,摘了一些花,把它們繫起來。」 孩子也幫忙寫誓言。「他們不期待我們永遠不吵架,但要我們承諾,只要吵架了,永遠要說『對不起』。所以他們問,『你們願意嗎?』然後我們說,『我們願意!』」 對認識這對愛侶的人來說,他們已經像是結婚了:兩人一直很親密,尊重,而且在一起時總是情意滿滿,常叫彼此「Honey」。但她現在感覺到另一種新的關係嗎?她沈思:「感覺真的不一樣,當夫妻的感覺很好。」
Jolie一開始愛上Zamperini的故事,是因為他的韌性、求生本能、在極恐怖情況下的信仰,還有他強大的信念。說來也巧,他們還是鄰居。從她在好萊塢的住所,可以看到Zamperini的房子。 她也和Zamperini的家人一起陪他走過人生最後一段路。她很高興自己來得及讓他看電影的初剪,但他們在一起的時刻是悲喜交織的。一開始她很緊張他會怎麼回應。「我比他還要情緒化。」她解釋。
在醫院,他們坐下來一起回顧那段艱困、磨難,以及最後的勝利,全都因為Zamperini的不願屈服而更感人。「我們一起笑,聊到他的媽媽。作為一個虔誠的人,他聊到相信會在另一個世界遇到的人,說這樣會帶給他平靜。奮戰了一輩子,他可以休息了。」Zamperini的逝世,讓她更決心要傳遞《永不屈服》的訊息。「他想讓大家看到的,不是他有多麼不凡,而是每個人能夠多麼了不起。」她說。「他的人生不是一開始就很完美。這部片能提醒大家個人的意志,願意做好事並堅持信念的意志,具有非常強大的力量。」
我初次見到Jolie,是三年前她聯絡我詢問我撰寫的波士尼亞戰爭書籍:《看得見的瘋狂》(Madness Visible),書中部分是來自於我替《浮華世界》所做的報導。 她的信中提到類似「我們看法一致」之類的訊息。那時她剛完成關於90年代波士尼亞戰爭恐怖的電影。當她和Pitt來到Foča,也就是最暴力的「強暴營」的地點,波士尼亞民眾都很困惑。她也聽到,曾經報導過這場戰爭的幾位記者(包括我在內),抱持懷疑態度。大家都在問: Angelina Jolie要怎麼把這麼煽動的題材拍成電影? 結果,她拍出了最能描寫這場戰爭的電影。
她只用當地演員,片子裡說兩種語言:英語和塞爾維亞-克羅埃西亞語。某些我最不以為然的同事、那些曾經歷過塞拉耶佛空襲的人,都想著同一件事:戰爭開始時她才17歲,但她怎麼能拍得這麼精準? 或許部分原因在於,她很能感同身受。就像任何母親一樣,她將心比心看待難民營裡流離失所的婦女,或是那些喪子的母親。而且不同於我們一般所認為的官員或使節,她會變得很情緒化,有時候獨自一人想到她所遇到的故事時,更是止不住淚,而且也不怕讓別人知道。
我常問她,人生下一步要做什麼(事實上她剛簽約要執導另一部電影:非洲,關於古人類學家Richard Leakey和他拯救肯亞大象的故事)。但在這麼有創意的熱情之外,我察覺到另一條、可能更大鳴大放的出路。她最後會從政嗎?或者說,像演員Shirley Temple Black 一樣成為外交官?通常Jolie對這樣的問題都會一笑置之。她說她還是想要寫作和導戲。但隨著她更擴展自己的計畫到全球推展人類福祉,她的軌跡也越是清楚。
「作為一個人道救援者,你很知道一定要考量到政治層面。」她說,我覺得這暗示到了某個時候,她或許會想要參選或是接受任命。「因為要是真想做出極端的改變,你就有那個責任」。不過她也稍微拉回一點,說:「但我真的不知道我扮演哪個角色才會比較有用,我很知道我是做哪一行的,這可能會讓那條路比較不可能發生。」
2014年2月,黎巴嫩,貝卡山谷
2月份,趁著在洛杉磯剪接《永不屈服》的空檔,她休假來到貝魯特。一抵達,又是一堆握手、拍照,政府儀式。但她完全不擺派頭,穿著標準出訪制服:合身長褲、平底鞋,和寬鬆的襯衫。她永遠穿黑色、白色、深藍和灰色,比較方便旅行。 雖然剛飛了7,500英里,但她看起來其實很開心,畢竟已經在剪接室待了很長時間。她總給人緊密的擁抱。當我說她看起來很精神時,她聳聳肩說:「是遮瑕霜好。」
我們前往貝卡山谷,那裡的難民危機相當急迫,超過兩百萬(等到初秋撰稿時,已經超過三百萬)人逃離敘利亞戰爭,前往約旦、土耳其和其他地方,許多人都逃到黎巴嫩。第二天,Jolie整天都和流離失所的孩子在一起,找辦法縮短官僚作業時間,幫忙找出他們最需要的事項,讓政策制訂者可以幫助他們。第三天,在前往會見黎巴嫩總理的路上,她先到聯合國難民署的地方辦公室,和當地工作人員共進早餐。其中一位工作人員一直很想和Jolie拍一張照片送給媽媽。一大群資深主管和當地的政治人物都等著要和她講話。不過在那一刻,Jolie聽到了他的請求,走過去,燦爛地笑著,擺姿勢拍照。 「送給令堂的照片。」她說。
2014年3月,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,斯雷布雷尼察
一個月後,Jolie和我搭上女王私人專機,從倫敦外的小型空軍基地起飛。奉人道救援之名,這架專機借給當時的英國外相William Hague使用,他本人也在飛機上,坐在Jolie旁邊,埋首在文件裡。在塞拉耶佛停留一天後,我們登上軍事直昇機前往斯雷布雷尼察,戰時有8千多名穆斯林男子與男孩在此被屠殺。 作為著名的保守黨政治家,Hague與Jolie結識,是因為他波士尼亞裔的顧問Arminka Helic力勸他坐下來看《愛在血淚交織時》。Hauge不是會公開表露情緒的人,但他也深受感動。於是兩人會面,並開始合作,促成〈預防性暴力倡議〉。
2013年,就在Jolie做完防制性兩側乳房切除手術後,兩人前往盧安達和剛果共和國。一開始她完全沒提手術的事情。但幾個月之後,她在《紐約時報》刊登了一篇聯名文章,想幫助其他經歷同樣痛苦決定的婦女。這篇文章美就美在,字裡行間完全不見自怨自憐。事實上,她還鼓勵其他女性。「說心底話,我不覺得自己少了女人味。」她寫著。「我覺得自己能掌握一切,可以做出重大的決定,而且完全不減我的女性氣質。」世上最性感的女人說出這番話,意義非凡。對她的公共形象而言,這也是決定性的一刻。如果說Jolie之前一直是好萊塢的壞女孩,這件事替過去劃下句點。
就像許多見證過這場戰爭恐怖的人一樣,波士尼亞也在她的心中留下烙印。那些強暴、創傷和暴力的記憶也已經傳到未來的世代,戰爭的陰影揮之不去。去年,在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會的主席獎典禮上,Jolie站上台說出了這一點。場景或許不那麼協調,但是情緒是真的:在接受珍‧赫修人道獎時,她提到她見過的許多女性難民,感慨道:「我不知道為麼我的人生是這樣,而她們的人生又是那樣。」有時候,目睹這麼多衝突與災難的沈重會突然讓她喘不過氣。有一次,在替波士尼亞電影收尾時,她回憶自己在淋浴間崩潰,領悟到她所要講的主題是如此巨大,以及要忠實呈現裡面所描寫的人事物,又是多麼沈重的負擔。
2014年6月 倫敦
Jolie來到倫敦和Hague一同主持〈終止衝突中的性暴力〉全球高峰會。她把全家人都帶來,住在西區的旅館套房裡。在四天期間,她忙著和各國代表開會,有比瑞亞、剛果和斯里蘭卡。在最後一天,消息宣布她獲得女王授予榮譽女爵士一位,是英國最高榮譽之一。一向毒舌的英國媒體在這時特別諂媚。 那天晚上,在一家簡單的日本餐廳裡有場家庭晚宴。
Pitt和孩子慶祝Pitt義子的生日。在整場會議期間,Jolie做了好多場演說,和不同的代表團開會。但今天晚上,她看起來冷靜又放鬆,喝著伏特加莫希多調酒。她很高興獲得新的頭銜,但她心裡還想著其他的事情。下週她要飛到泰國進行另一個聯合國任務,這次是聯合國難民日。大型抗議與街頭暴力,讓泰國飽受政治危機衝擊,但她看起來不怎麼擔心。她說,比較起來,我過不久要去伊拉克,那裡更稱不上安全。
用完壽司和日式燒雞晚餐後,她回到旅館,脫下高跟鞋,邊吃玉米脆片邊看電視轉播世界盃:荷蘭對西班牙。看到精彩Pitt偶爾會爆出大叫。一位友人進來問她打包家人行李的事情。她的女兒Zahara走進房間。「寶貝怎麼了?」Jolie問。母女倆臉貼著臉,Zahara說了一個秘密,講到笑出來。稍晚,Jolie學女兒一樣輕聲告訴我:「她說Mad和他女朋友在親親。」在這一刻,Jolie就是Jolie,不是人道主義者,也不是導演,也不是好萊塢巨星,她就是個母親。
2005年,當年29歲的Jolie接受浮華世界特別專訪。但10年前的Jolie不是現在坐在我眼前這位平靜、睿智自信的女人。當時她聊到性、聊到舊愛,聊到和前夫Billy Bob Thornton轟轟烈烈的歲月。現在,她談的是要怎麼讓政府正視並承認暴力受害者,如何克服免罪條例好讓強暴不再成為戰爭工具。她聽起來就像是參議員或外交官,只不過是邊喝著調酒邊說。
2014年6月,馬爾他
在下一部電影《By the Sea》拍攝中間,她打電話來,就像以往一樣多工作業。不只是因為她正在導Brad Pitt的戲(「幾個朋友問,我們是不是瘋了……要拍一部已婚夫妻經歷困難挑戰的戲……而且我還要當他的導演。」)她在片中也有演出,和法國女演員Mélanie Laurent飆戲。這是拍攝的第一天,孩子也都在現場。週末聯合國代表團會飛到馬爾他,討論如何降低「移民死於海上的事件」。
Jolie會和難民署高級專員António Guterres會面,據信António有機會角逐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。 周旋在這麼多事情間,她還是想要跟我聊聊Louis Zamperini,談談《永不屈服》的最後剪接,和敘利亞的難民狀況,以及ISIS和新聞記者James Foley與Steven Sotloff的殘忍謀殺。(她曾經在Michael Winterbottom的電影《無畏之心》裡,飾演被割喉的記者Daniel Pearl的遺孀Mariane Pearl)。她也想聊聊未來。還是那個問題:她認為自己在未來幾年裡,會從事政治、外交或是公職嗎? 「我持開放態度」她說,語氣一如以往那樣敏銳、大膽且迷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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